网友想知道渔民上岸，湖州十年变迁关于一些湖州为何一直下雨的题，本篇文章都有详细的解，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今年，湖州小梅村最后100户渔民户将完成安置房分配，告别世代漂泊的风雨日子。
在南太湖蜿蜒的海岸线上，地标性的月亮酒店周围是渔民停泊船只的地方。1960年秋，寒风骤起，在湖州渔业协会的动员下，36户苏州渔民举家移居浙江。他们大多驾驶三桅拖网渔船，航海技术精湛，捕鱼效率高。
慢慢地，南太湖三个水产村的经营方式互相渗透，捕鱼工具也与时俱进。然而，收网时渔民们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鱼一年比一年少。
2000年前后，整个环太湖城市群开始开通高铁。苏州、无锡、常州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沿湖工厂直接排放废水，导致平均水位三米的太湖泛起浊浪。直到2007年，蓝藻疫情才从重灾区无锡蔓延到其他城市。长期存在的治水困境，成为整个太湖的魔咒。
今年，湖州启动了太湖岸线综合治理工程。南太湖沿岸25个自然村1600余户已全部搬迁，其中小梅村已全部上岸落户。
53岁的沈伯东担任小梅村党委书记已经20年了。他曾目睹渔民空手上岸。现在他住进楼里，再也不用担心“三面朝水”、睡不着觉了。
而经过十年的经营，他儿时记忆中可以自由畅游的太湖又回来了。“天气平静的时候，绿油油的，浅处可以看到水草，还有小鱼在周围游动。”沈伯东说，清明节过后，看水位上涨，就能知道今年的渔获情况如何。“水涨了”废话，虾缩水了，这是渔民过年的头等大事。
来自苏州的“大理帮”
在南太湖东溪和西条溪的出口处，梅子洋、小梅口、秋城山三个自然村组成了原来的小梅村。村民大多是50年前南下的苏州渔民，有沉、黄、姚三大姓氏。
“解放前，太湖地区不叫村子，叫帮派。一起钓鱼的就是帮派。”申波东是家里的独生子，出生于湖州。父母从小就告诉他，沈家的根在苏州大理。山，所以小梅村的渔民自称“大理帮”。
“靠天吃饭，靠风发财”是这个帮派的生存口号。在手动航海时代，每时每刻的风力和风向都牵动着渔民的神经。为了获得更好的收获，越是风雨天冷，他们就越要出海捕鱼，因为风雨天船速更快，鱼群在冬季减少活动。而且很容易一次性将它们全部捕获。沈波东记得，当他跟随父亲走到湖心时，一阵波浪打在小船上，就像是冰边一样。
渔民们都觉得，在太湖里讨饭，比在岸边开垦几亩地要困难得多。
但他们对太湖的要求从来不太多。风一吹，他们就向风中撒网。风停了，它们也休息了。他们过着简单而满足的生活。2011年落成的渔民新村文化馆里，陈列着各种渔具。有一张网，是沈伯东父亲用过的。网孔又密又大。“冬天湖里有冰水，把这张网放下来，就能钓到鲫鱼、草鱼，或者一百多斤重的大鱼。”他自豪地向人们介绍，现在能织这种网的人越来越少了，秘诀就是让小鱼漏出去。“没有小鱼小虾，哪来的大鱼大虾呢？”
那段时期，渔民的捕捞强度不高，仅依靠风力，没有机械化。此外，太湖水质良好，渔业资源丰富。小梅村渔民总体收入良好。与岸上缺油缺水的农民相比，沉波东可以整天吃到肥美的湖鲜食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渔民也发展出了独特的捕鱼技术。当地人称一种海鸥为“傻鹅”。这种候鸟喜欢随船飞翔，等待收网的那一刻，迅速带走大鱼。“高铁网还没布起来的时候，如果鸟儿多，我把它们网起来就有很好的收成。如果周围没有鸟儿，产量肯定不会高。”对此，沉波东由衷地佩服他，“动物很有灵性，哪里有鱼，它就很敏感。船老大靠经验，看风向和水流，预测鱼会去哪里。”，以及在哪里下网。那些鸟也是靠经验的。”
但很快，田园诗般的渔猎记忆就留在了13岁的沈伯东身上。改革开放前夕，村里开始制造水泥结构渔船，并使用桨装机械进行作业。马达昼夜响，鸟儿飞走，鱼儿一条一条地拖上岸。
太湖病了
小梅村渔民的一天，大多是从早上“洗”渔船开始的用拖把擦拭渔船，避免留下大量的露水残留。然而，蓝藻的不断爆发、湖水的泛黄，让世世代代饮用太湖水的渔民遇到了无水可喝的困境。水质差，连洗衣服、洗菜都脏。他们都知道太湖有病。
湖州早年的粗放式开发模式，使太湖接纳了东西条溪的采矿、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湖州市环保局曾估算，采石公司清理石头导致太湖淤泥淤积，35年河床抬高了两米。
渔业资源的萎缩和水生态的恶化是相辅相成的。在沈伯东的印象中，1985年前后，小美村的状况最好，渔业产量很高。银鱼以每斤40至50元的价格收购，全部出口到日本。1997年他担任村支书时，太湖已经衰落。浅滩上的水草都被窒息而死。“太湖三宝”产量断崖式下跌，价格一去不复返。“水质不好的话，珍贵的鱼就会少了。我觉得太湖的桥头堡鱼是最好吃的，可惜很多年没见过了。”沈波东叹了口气。
“表面在水面，但根在岸”。太湖旅游度假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葛伟多次对媒体表示，“过去，我们低价出售祖辈留下的青山绿水，筹集了大量‘傻子’男’。”
如果没有2007年震惊全国的蓝藻危机，整个太湖流域仍将处于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循环之中。当年5月，太湖爆发严重蓝藻污染。无锡是重灾区。有些水域浓稠得像绿色油漆，污染了该市的自来水长达一周。
从太湖水体治理十年的经验来看，外部污染源无法减少，湖内无论做多少防治，也只是末端处理。
2007年10月上旬的第16号台风“罗莎”成为湖州大力推进南太湖生态综合治理的转折点。往年，台风季节到来，渔民们总是提心吊胆。不仅捕鱼和进港被暂停，他们的财产也受到威胁。那场强台风掀翻了小梅村的五艘渔船。1954年出生的姚国庆，大半生都漂泊在太湖之中。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尴尬的场面。
“海浪很大，有3米多高，缆索全部断了，百吨水泥船翻了下去，有人打电话求救，我就骑着自行车过去，没办法。”到处骑，所以我把自行车扔了。在边缘，像解放军一样行走！”他说，靠太湖为生的人们永远不敢低估自然的力量。
为加快太湖自我修复净化，多年来，太湖旅游度假区累计投资20亿元，全面清理环境污染源搬迁关闭12家中小型企业。以上工业企业；拆除低端小型家庭工厂、作坊300多家；清理太湖，水面及周边水域修建养殖围栏1000余亩；户贤街25艘水上餐饮船已全面改造。
户县街道曾是小梅村的核心集体资产。1997年，该村负债累累，账上只有135元。申伯东顶住压力，抵押了自己的公寓筹措10万元开工建设。十年后，为了推动其拆解，他带头关闭了与哥哥共同拥有的餐饮船。谈起小梅村这十年来的得失，村民们心情复杂。他们既对传统生活的丧失感到失望，又渴望在岸上过上稳定的生活。
“渔民们住在船上，陆地上没有一寸土地，为了支持太湖治水，他们放弃了很多。”沉波东感叹道。
渔民上岸
小美村的渔民都有两艘船，一艘捕鱼，一艘生活。他们在船上盖了一座低矮的房子，大小只够一只猫进出。船在摇晃，一刻也不平静。船上的孩子们没有太多的活动。夏天，他们可以玩一天的潜水，爬桅杆更是难得的。船一靠岸，它们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聚集在一起玩弹子、地龙、陀螺。宽敞平静的陆地与船上局促摇曳的空间形成鲜明对比。
到了上学年龄，没有住房的渔民只能将孩子送到丘城山上用渔屋改建而成的小学。沈伯东小时候，寄宿在乡下的亲戚家，每天守在太湖边，看看自己的船来了没有。“我感觉自己和同学不一样，住在别人屋檐下，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他那一代人几乎每个人都萌生了好好学习、尽快离开这艘船的念头。
由于没有房产，渔民的儿子常常找不到妻子，女儿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姚国庆说，因为圈子小，“岸上的好人家都不愿意女儿嫁在船上”。过去，渔民常常与近亲结婚。年轻人只要能出去读书，一般就不会回来。
多年来，渔民一直呼吁将鱼上岸。这个愿望终于在2007年因蓝藻危机而得以实现。按照规划，度假村将投资近3亿元实施渔民住宅落地工程。四年后，新村第一批渔民拿到了新房钥匙，并按照每人25平方米的标准入住。独生子算两个头。“算上补贴，均价每平方米870元，100平方米才8.7万元，现在我们周围的房价都在一万多元了。”谈起房价，村民们都很兴奋。
第一次在独立的厨房做饭，第一次在客厅看电视，第一次在大楼里过夜……即使是50平米的一居室，也是一个家可以顶天立地。
但随之而来的是甜蜜的麻烦。当生活从平坦的太湖变成立体的高楼大厦时，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对身心都是巨大的挑战。渔民从小就生活在水边，盘腿而坐。他们的关节经常患有关节炎。他们经常向村委会抱怨“爬楼梯不方便”。自来水要收费，所以节俭的渔民拿着拖把和衣服到附近的河里洗。村干部劝说，老渔民却生气了，吵着要上船。
沈波东的母亲刚搬进50平米的小楼时，也曾向他抱怨过。她还是习惯了住在船上。如果政府允许她买船，她还是会回去。但这些年，当他再次询母亲的时候，她就放心了许多。“我不回去了，这里不刮风不下雨，也没必要半夜起来加固小屋，现在就不用想了。”
返回南太湖
小梅村258户1067人全部上岸后，只剩下约30户从事传统捕鱼。有的人转行去东太湖养螃蟹，有的人被度假村雇佣开快艇、帆船或者在景区里钓蓝藻。村口的一块石头上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见证了绿色湖州十年的变迁。
33岁的石东牛做服装生意亏损后，回到太湖谋生。“如果这里稳定的话，开快艇一年就能赚七万块，就算夏天晒黑了，反正我结婚也没关系。”他推了推鼻梁上的墨镜，笑着说道。“当落叶归根时，它们仍然无法离开这里，也无法在其他地方吃到它们。”
每年的5月1日，就连在外打拼的小梅村人也会看看天气预报，关注太湖水位上涨的情况，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在这一天回归渔民的身份。时间。这一天，春钓开始。休渔期间，长尾“地笼王”、小渔船、钓钩船一一上阵捕捞小鱼小虾。
真正的高潮出现在9月6日，大型渔具高步网下水，开始了为期25天的捕捞活动。长约1500米，宽约2米，网孔约0.5厘米。当湖中架起鱼箱网时，两艘渔船将大网的两端拉到一起，将网中的渔获物全部驱入箱网内。里面设置了网来收集鱼。一张网的产量可达5万公斤。一般一艘渔船一天可捕捞20吨湖鲜食品。
“‘飞机网’和拖网从9月到11月底都可以钓；如果有‘鱼卵’，可以钓到12月底。”沈伯东介绍。
天气渐冷，休渔期长。渔船已全部返回港口。只有12艘古董帆船静静地矗立在湖中央，仿佛一支舰队即将出发。
姚国庆是其中一艘船的经理。度假村聘请他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每月工资约3000元。他清楚地记得，他的船是2011年4月23日从江苏买的。
“管理这艘船非常轻松，我从小就明白这一点。与我儿子不同的是，这艘船的缆绳连一个结都打不着。”他露出恼怒的表情。去年，儿子没能好好结婚，海浪袭来，船就漂走了。“这个结很有讲究，既要扎得紧，又要容易拉开，这样我们才能在晚上摸黑才能解开，不然晚上就得用剪刀剪，或者用刀砍，这样很麻烦。”很麻烦。”姚国庆说，这种打结的方法对于渔民来说并不难，但我儿子就是做不好。
申波东知道，在融入主流社会的斗争中，渔民的日常生活最终会退回到记忆的边缘。方言是这群三代渔民与太湖之间仅有的薄弱联系之一。“太湖渔民有自己的方言，70-80%与苏州话相似，23%与湖州话相似。”他有时觉得，只要孩子们还能说家乡话，他们这一代人就不会忘记自己的方言。根。
“我们都喜欢吃鱼，而且每天都吃，不会感到不舒服。”这让沉波东稍稍松了口气。去年，一位渔民有幸钓到了太湖里已经灭绝多年的丁鳅鱼。他求他把30公斤全部卖给他。“只是比笔粗一点，只有一根骨头，其余都是肉，吃到嘴里是最嫩的。”他给每个孩子吃了一些，孩子们都说味道和小时候一样。
登陆十年后，他最喜欢的鱼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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