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珍老头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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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的是张中兴老师第一次走的路线坐公交车，在南小街站下车，向南走了一段路。远远就看到路边有人在招手。原来，王老师正在巷口等着。向东走一段路，进入街北的一个大院。王老师住在北房，有五间房。从东房进去，首先见到的是袁全友夫人。

1914年5月25日，王世祥出生在北京东城方家园的一个四合院里。原为方家园3号。20世纪60年代，北京门牌号换了一次，变成了15号，一直使用到消失在推土机之下。现在客人和主人都走了。大庭院也被一组建筑所取代。对它的想象只能来自于讲述它。

“方家园是一条非常有趣的胡同，我们旁边的房子是慈禧太后胞弟的贵公府，在老北京被称为‘凤巢’，也曾被用作科学院的幼儿园旁边还有一座太子府，听巷子里的老人说，那里以前有一大群马，每匹马上面都坐着一只马猴，没有人看，他们就整天绕着巷子跑，小时候在巷子里的一家理发店里听过这件事。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经过拆迁重建，桂公府和王爷府的建筑还保留着，但15号院已经没有了，现在只剩下我们家南窗外的那棵槐树了。

“黄苗子的儿子黄大刚告诉我，1958年，他才4岁，和父母、兄弟一起搬进方家园，一直住在院子里，直到27岁。搬走时，方家园的主人院里和他最喜欢的“王叔叔”已经从一个开朗的壮汉变成了一个开朗的老人。

即使在孩子眼里，方家园的庭院也很漂亮。黄大刚记得他们家住在内院东厢房。前面有一株和屋檐一样高的紫藤。架子下的竹篱笆上挂满了牵牛花和瓜瓜。紫藤的枝叶纷纷展开。夏天，三间屋子都没有西光的时候，每天五月，还可以用竹竿伸到花串上，做紫藤糕。东房南窗外、西房北窗外均栽有芳香的太平花。南边还有牡丹园。王世祥一家居住的主屋前，一侧有一株高大的西府海棠。黄大刚记得，后来东边的那棵树太老了，死了。王叔叔锯掉了树干，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块大圆青石板。他用磨刀石把它磨平，放在树桩上做了桌面，然后做了几个瓷墩。孩子一放到一边，夏天就可以在那里乘凉、喝茶、聊天。

当然，一个4岁的孩子不会知道，两家人在方家园成为邻居，实际上是这些朋友一系列命运突变的开始。

1956年，王世祥的好友、考古学家陈梦佳尚未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已迫在眉睫。他用《殷墟甲骨文概要》的稿费在粮胡同买了一套房子，以为从此可以安定下来读书了。那时，王世祥就已经觉得自己可能很难再平静地生活了。事实上，私人住房公有制改造早在1956年初就开始逐步开始。王世祥家的院子里还有几间空房间。房管局和居委会每天都来找他，动员他把房子租出去，否则就得在他家里设立街道食堂或者托儿所。王士祥不敢拒绝，也不愿意租给外人。无奈之下，他想到找朋友来做房客。画家黄妙子、于峰一家，以及创作《大闹天宫》的漫画家张光宇一家，成为了方家园15号的“住户”。

黄大刚说，搬家前，父母一直租住在东单七凤楼大院，与导演戴浩、音乐人盛嘉伦、吴祖光、新凤霞等“二流堂”的朋友住在一起。王世祥当时在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是盛嘉伦的同事。他时不时就和黄苗子等人熟悉起来。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二六党”中的许多人被划为“右派”，不准再居住在一起。吴祖光结婚后，在其他人都在找房子的时候，他在王府井帅府院买了一套四合院，并很早就搬了出去。王世祥邀请黄苗子夫妇到他家去住。

在栖凤楼时，吴祖光家有紫檀人像诗笔筒。外壁刻汉初名臣张良。这幅画是明代郭旭的，他曾给王世骧看过。1991年，王士祥有机会再次见到吴家的笔筒。想起昔日这些老朋友的聚散，她感动不已，忍不住提笔在外墙上抄写郭旭的诗。

黄苗子等人搬进方家园后，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七八年，15号院依然热闹非凡。博物馆界经常来这里。画家叶浅予、丁聪以及人艺演员陆恩也都跑到了这里。

“我还记得60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三个家庭一起招待客人，房间里没有地方坐，就放在院子里。王老师把家里所有的大桌子都安排好了，坐了四张桌子。”他在影视界很受欢迎，很多戏剧界和艺术界的人都来了，可能有四十多个，印象深刻的是谢天、张正宇、吴祖光、丁聪等导演。我们三个人分别把菜做好，然后端出来给大家一起吃，但是客人们每个人都得带自己的粮，当时每家每户的食物都是有限的，客人来了，他们就没有了。不用付，但是他们要付粮。记住，我们三个人一共付了一斤。如此热闹的场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当我长大后回想起来上升，可能与1962年陈毅在广州文艺界的讲话，政治气氛突然松动有关。”黄大刚说道。

其间，王世祥已完成《画饰说》初稿，并开始编撰《清代工艺规则》。据黄苗子回忆，他们都遭遇了与当时“右派”同样的命运，都希望在笔砚上下功夫，以“赎罪”。“那时候，我一般早上5点就起床读书写字，但4点以后，长安书房里的灯就已经亮了。”黄大刚还记得住在巷口的一位非常沉默的石老师。王世祥、黄苗子总是让他抄稿子。施老师的家庭十分困难。他一个人打工挣工资，养育着七八个孩子，就靠抄写稿贴补家用。王世祥他们也过着拮据的生活，但还是想尽力帮助他。黄大刚后来听父母说，施先生的祖先好像是清朝带兵征讨台湾的海军上将施琅。

但这些相对平静的日子是短暂的，一场大别离随之而来张光宇于1965年去世。1968年，黄妙子和于峰因“二流堂”案被捕，在监狱里度过了七年。1969年，王世祥夫妇也下乡参加干部学校，分别去了湖北咸宁和天津静海。在居委会的安排下，一家人搬进了黄家东厢房的两间大房，另一间房间被封起来，只给三个孩子留下了两间小房间。王家的东西两端也被挤出了一个房间。方家园15号已成为八户人家的大院。

黄大刚记得，有一次他从监狱看望父母回来，王士祥正好在家，他跑过去“你身体怎么样？精神怎么样？”黄大刚给王士祥看了一些父母送给他的诗，他读了。说“这不是你父亲写的。”黄大刚回说是他妈妈的，他说就是这样，因为一切都不对劲。“他和我父亲真的很了解。

”黄大刚说，王世祥1973年从咸宁干部学校回到北京，两年后黄苗子和于峰出狱。王世祥每天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喊“苗子”。苗子回是啊！他说没关系。然后他放下自行车进了门。两个人开始聊天，聊一些八卦，讲一些笑话，有时也聊聊书法、绘画、诗歌。黄大刚的感受是什么？当时很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过多谈论自己所遭受的罪行，听起来像是抱怨，但听起来又像是一个笑话。

王世祥出身贵族家庭，但他并没有和晚辈谈论自己家世显赫时发生的事情。“他唯一经常谈论的就是母亲的去世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北京荣宝斋前书画鉴定专家萨本杰说。王家是第一秀才，是福建的望族。他们在清朝世代为官，祖父那一代全家从福州搬到了北京。其父王继增受洋务思想影响，先就读于南洋公学。毕业后随驻法国公使孙宝奇出国进入外交界，并担任法国留学生督导员数年。王士骧出生前后，父亲一直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担任墨西哥驻华大使馆公使，主管古巴事务。他还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国务院秘书长，并于20年代末在家中退休。王世祥自己说，他家里的前辈个个“通晓时事，中西兼备，做事踏实”，这无疑对他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的“中西结合”多体现在生活的细微痕迹上，其他方面则很少提及。由于在国外生活多年，父亲保留了一些西化的习惯，比如每天15:30吃午饭一杯红茶加牛奶，一两点零食。然而，他的父亲却遵循中国传统的家规。每天上午11点，晚辈都会去他的房间打招呼。

他们的家也融合了中西风格。他出生那年，他父亲买的四合院，用老仆人的话说，“格格不入”。这也是父亲精心改造的结果。房子里有一个浴室，有供水和自来水。餐厅为西式建筑风格的大开间平顶房。中间是东单德国公司定制的大型椭圆形餐桌和真皮高背餐椅。王世祥的父亲在家中经常用西餐招待客人，尽管菜品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菜式混合生菜、土豆沙拉、牛尾汤，然后是西式大虾、咖喱鸡，最后是烤雁。他们家早年还出版过一本英国原创西餐菜谱书。王世祥学会了，还教给了家里的老帮手张奶奶。后来，这位旗老太太一个人就能做一整桌西餐了。王士祥最拿手的开胃菜是多米诺骨牌大小的猪肝三明治。本来是要用鹅肝的，但因为在北京很难买到，所以就用猪肝来代替。他可能不是唯一遵循当地习俗的人。发明。

但王世祥确实自己想出了一种土制“烤箱”。他家曾经有一个真正的烤箱，但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破旧了。当时北京没有烤箱，王世祥就想到自己做一个他到一家日用品店买了一大一小两个熨斗。锅，大的能装小锅。我还请了黑白铁加工部门的师傅帮我做了一个方形的铁烤盘，可以放在小锅里，与锅壁之间有一定的空间。然后我把家里的煤炉、火砖和几块砖组合起来。把它竖起来，放在锅底下，就成了传统的烤箱了。两个小时就能烤一只野兔。据说味道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有趣的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王士祥却一直在美国学校就读。从小到大，他始终痴迷于北京的民俗风情。爱上明代家具后，他最愿意和各种民间工匠交朋友。他英语很好。晚年，他自豪地告诉后辈，他小时候第一次写英文作文，是关于养蟋蟀的。后来我每次写论文，老师都会生气地扔回去。他的爱好和气质都与他的母亲张金有密切关系。金氏祖籍南浔，靠丝绸生意致富。在王士祥这一代，金家已经是新型富商，有能力建造电灯厂和西医医院。

早在1900年，金氏兄妹五人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张进随哥哥在英国留学5年，结婚后随外交官丈夫留在巴黎。他的经历非比寻常，堪比中国传统女性。两个儿子出生后，她分别给他们取名巴黎和长安，长大后又改名为世荣和世祥。王世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他母亲的家庭。金氏兄妹书画皆是一流，叔父金北楼善画花鸟山水。回国后创办中国画研究会。与留学日本的陈师曾一起，为当时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不幸的是，两人都英年早逝。还有两个擅长竹雕的叔叔。其中，四叔金西牙被公认为近代竹雕第一人。王世祥回忆说，他的母亲也是“一位杰出的女画家”，以鱼藻闻名。她还撰写了四卷本的画鱼专着《浩良之乐集》。她去世后，王世祥亲手印成书保存下来。然而，王士祥即使到了老了也永远不会忘记的，除了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外，就是小时候母亲对他天然的保护和包容。

他8岁时，比他大两岁的哥哥不幸得病，英年早逝。“我妈妈留下我一个人，所以她不可避免地开始沉迷。但有一个原则，任何对身体有益的事情都可以玩，如果对身体有害，则严格遵守纪律，绝对不允许。””从小学到高中，他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学校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下午他回家后请了一位私人国学老师上了两个小时的史诗课。然而这些教训并没有阻止他在市场的茶店里闲逛，养鸽子、抓蟋蟀、驯隼、捉獾。这些项目都是所谓的“武术”，除非身体不好，否则不能玩。虽然在亲戚朋友眼里都是没有上进心的乡村玩具，但母亲却全都同意了。晚年的王士祥向晚辈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调皮他10岁就开始养鸽子，但手力不够，家里三间瓦房的屋檐都被压坏了。都被他赶鸽子的大竹竿折断了。为了追赶落在邻屋的鸽子，他常常从主屋的屋脊上跳到几尺外的厢房屋顶上。他的母亲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差点被吓晕过去，但事后她并没有停下来。他养鸽子。在开明母爱的保护下，童年时的这些狂野、自由的成长，让他在日后拥有了强健的体魄，也让他在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被推向人生的最低点时，没有放弃。1934年，王世祥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这是父亲所期望的结果，但王士祥本人却并不喜欢。“我对理科科目没有兴趣，读了两年，很多科目都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

当时燕京大学有一个规定学生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转学到离现在专业较远的专业。如果成绩合格，就可以继续在燕大学习。于是我就从医学预科转到了汉语言文学系。协和大学的很多医生曾经是我的同学，现在都老了。我转学到中文系后，其他同学虽然不如我，但都成了尖子生。现在我感觉老师教的内容我都知道了，不需要再学了。我比较贪玩。

有一次邓志成老师讲课时，我拎着一个葫芦走进了教室。正当邓老师饶有兴趣地讲着的时候，我怀里的蟋蟀却响了。邓老师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教室。”王世祥晚年回忆道。这是他在燕京大学选文学课上交《鸽子钟声》并得到教授认可时，老朋友们回忆起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他住在一座花园里。燕京大学东门外二十多亩，是他初中时父亲买下的，外人称其为“王花园”，但在他后来的描述中，这其实并不是豪宅。但只是一个大菜园，里面有很多树木、花卉和几种植物。还有一排排平房和几块菜地，这很适合他不肯受约束的野性。他邀请养昆虫和鸽子的民间人士住在里面。花园里，他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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